6月14日，人类学研究所请来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Sara L. Friedman（费雪若）教授开展了名为“Anticipating the Future: Strategies of Recognition among Alternative Families”的讲座。此次讲座为2018年度Modo讲习堂第47讲，暨本年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77讲。讲座由黄剑波老师主持，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熊琼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朱宇晶老师等与会并参与讨论。

多元性的家庭，即以男女同志伴侣为基础，以人工生殖、收养以及形婚等手段进行组合后的新型亲属制度安排。费雪若对这样的新型亲属关系对于既有的家庭模式、亲密关系以及Relatedness概念做出了新的定义，对原生家庭以及社会网络产生了新的影响。高科技时代背景下，血缘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嬗变，费雪若教授均一一作出回答。

在父系家庭概念的笼罩下，被“歧视”的同志家庭是如何抵御这些的又是如何基于此而加强这层关系的纽带？费雪若教授指出存在两种策略，即“生物基因策略”以及“法律行政策略”。她提供了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即“法律意识的日常生活化”——人们如何将法律意识付诸实践，人们如何受法律的影响以改变自己的行动？落实在此项研究中，费雪若教授着重陈述了缺乏法律保护的LGBT群体是如何利用法律法规以完善自己的行为，达成目的。第二个维度是为人类学概念中的“时间性（temporality）”，时间性作为一个非本体论的概念，费雪若指出了理解这一概念的“社会交往”维度。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考量，费雪若教授提出了“展望效应”概念，即“针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情况，创造自己想要的未来”。她强调了仍然作为边缘群体的“LGBT”所承受的“Normativity”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与异性恋主导的婚姻重要性为表征的。面对这种压力以及为了在合理的行动框架内进行产后儿童权责归属的划分，“生物医学”策略提供了一些手段，比如“A卵B怀”（取用A的卵子植入B的子宫进行怀孕，适用于女同性恋夫妻），男同性恋伴侣则采用“混合精子”的策略。上述行为又再一次引发亲属称谓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博弈。可以见得，在现有的治理策略下，LGBT行动主体仍然可以发挥其能动性，达致情感方面的满足。